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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国际左翼力量

2017年06月29日 14:40 编辑: 经理人网

“一带一路”建设应配套必要的政治工作,当然底线是依法运行且不阻滞其面向全球的开放态势。如果“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必须通过“一带一路”来对外协同实现自身经济发展的话,那么政治上也必然需要“一带一路”来对外协同推动自身变革进步。国企的跨国合作和“一带一路与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就分别是经济和政治上的“协同子”。推动成立“一带一路与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协同国际左翼力量在合法框架下开展公共外交,对于创造性地推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和革命实践,为“一带一路”建设营造良好的政治经济环境具有重要作用。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世界历史依据

自然选择是生物进化的主要机制。同理,人类的祖先——类人猿在漫长的旧石器时代的进化动力也主要来源于自然界而非类人猿原始群组成的“社会”内部。即使是在开始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旧石器时代末期,类人猿在生理上已经转化为和现代人类完全一样的人种——“新人”,产生了比随机、简单的原始群组织化程度更高的母系氏族,人类的进化动力也主要来源于自然界而非“新人”母系氏族组成的“社会”内部。待经短暂的中石器时代过渡到新石器时代,农业革命和父系氏族产生后,次第产生的氏族、部落、部落联盟、阶级、国家、民族、地区、东西方之间以土地为根据的地缘竞争关系取代自然环境的威胁构成了人类社会发展及人类进化的根本动力。

随着地缘竞争的加剧,氏族公社竞相革新农业生产和石器制造技术,并经土地兼并相继发展为部落、部落联盟形式。这一时期,阶级尚未产生,被征服部落的人口多数被杀,奴隶尚属个别现象。为应对部落之间的竞争,被征服部落人口多数被保留下来,替代原部落人口构成了部落的主要劳动力,奴隶和奴隶主阶级便产生了。阶级压迫需要披着法治外衣的暴力机器,这就是比公社、部落涵盖人口更多、组织形式更高级的国家。人类自此进入有阶级的文明社会,合法奴役代替了部落间动物般的残酷竞争。

国家产生后,在阶级斗争中竞相缓和对被统治阶级的态度在国家之间的地缘竞争关系基础上成为推动国家征服和改造自然界的能力即生产力进步的直接动力。生产力的不断进步为一些国家吞并另一些在国内阶级斗争中不能及时变革社会形态,即改革生产关系、缓和阶级冲突、调动被统治阶级的积极性进而大力发展生产力的落后国家,从而实现更大人口和地理范围的组织整合提供了可能。及至青铜器时代,东西方主要在西亚北非和东亚一带产生了两个独立发展、互不联系的的奴隶制或半部落半奴隶制国家群。

铁器的发明和使用进一步提高了农业生产能力,为大量驯养动物提供了过剩食物,进而为产生连接东西方社会的游牧文明提供了可能。及至公元前500年,游牧部落广泛产生并形成以土地为根据的地缘竞争关系后,便将人类社会的东西方两部分连接为一个内部有机联系、相互竞争决定的整体。经过中间地带国家的地缘传导,东西方成为两个有地缘竞争关系的两极。在彼此经中间带传导的压力下,两极竞相变革社会形态,发展生产力,塑造世界秩序。

两千多年里,人类社会历史已经历了从东到西再从西到东的两代两极世界进程,目前已开启第三代进程。第一代进程始于公元前500年第一代动力内核封建主义秦国的强大,结束于公元1800年第二代动力内核资本主义英国的崛起,其本质特征是“土地贡税”。第二代进程始于公元1800年资本主义英国的崛起,经过公共产品性领域殖民、自然垄断性领域殖民、竞争性领域殖民三个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发展阶段,结束于21世纪上半叶第三代动力内核社会主义中国的的发展,其本质特征是“原料市场”。第三代进程始于21世纪上半叶社会主义中国的发展,经过竞争性国企合作、自然垄断性国企合作、公共产品性国企合作三个社会主义社会形态发展阶段,预计结束于22世纪下半叶世界共产主义的实现,其本质特征是“产权合作”。第一代进程驱动形成的四个相对独立的政治经济实体,从东到西社会形态先进性递减,依次为第四区(中国)、第三区(中亚俄罗斯南亚东南亚)、第二区(中东非洲南美)、第一区(日本澳洲北美欧洲)。四个区在第二代进程中被整合为两个实体(资本主义世界和社会主义世界),在第三代进程中将被整合为一个实体,即世界共产主义。

经过第二代进程的最后一阶段后,四个区的政治经济情况是:第四区有大量公共产品性和自然垄断性国企,较多竞争性国企,国际收支平衡和物价控制能力高,政治不受西方势力和资本左右;第三区有大量公共产品性和自然垄断性国企,少竞争性国企,国际收支平衡和物价控制能力较高,政治不易受西方势力和资本左右;第二区有大量公共产品性国企,少自然垄断国企,无竞争性国企,国际收支平衡和物价控制能力低,政治易受西方势力和资本左右;第一区有公共产品性国企,少自然垄断性国企,无竞争性国企,掌握相当的定价权和话语权。

在此基础上,“一带一路”倡议开启了第三代两极世界进程。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这是马克思、恩格斯纵向考察人类社会历史得出的结论。确实,历史上人类征服和改造自然界能力的巨大进步总是伴随着阶级斗争的巨大胜利。但是,若放在具体的历史环境进行纵横向考察,则会发现是国家间的地缘关系调整决定了国家生产关系的变革进而决定了生产力的进步,无一例外。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不足,一方面是由于当时缺乏横向的史料和考证,另一方面是由于西方的还原主义科学文化环境,以至于描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时出现“自然选择”倾向,未能发现父系氏族产生后人类进化的动力从自然选择转化为以土地为根据的社会选择这一物种进化史上的重大突变。这在每个人的经验上也容易理解,人们首先是作为社会竞争网络中的人才去从事生产和创造活动的,而不是相反。

尽管马克思在晚年注意到东方风起云涌的革命运动并提出了东西方革命运动的相互关联即“两极相联”观点,东方国家的革命领袖总结革命经验补充了关于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的经验材料,但是并未从根本上廓清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唯生产力和唯生产关系的矛盾始终存在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至今未弥合。唯生产力论者认为,只有当生产力充分发展的时候才能实现共产主义。唯生产关系论者认为,在生产力不够发展的时候也能实现共产主义。两者都忽略了国家间的地缘关系对国家命运的决定作用,都认为国家能脱离这样的地缘关系单独率先实现共产主义。即便在苏联时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高潮的时候,东方国家有过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但是这样的理想不是把全世界当成一个整体而是当成了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个互无经济联系、政治军事对立的矛盾体去实现。这种理论和实践仍然未能走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矛盾。

只有在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前提下引入地缘考量,才能解决上述理论和实践问题,这或许可以叫作“地缘马克思主义”或“地缘社会主义”。在西强东弱、相互依存的今天,只有通过采取先经济后政治的步骤,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从东向西逐步改善沿线各国经济发展的地缘环境,各国内部的发展环境才能得到进一步改善,马克思主义才能得到进一步发展,各国的生产关系才有可能重启变革议程。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核心,历史上每一次的所有制变革都会释放出巨大生产力。长时段看,世界市场的有效需求问题也只能通过结构性地解决世界范围的公私产权问题才能得到根本解决,这也是“一带一路”本身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源源动力。因此,在总体告别革命的时代,只有充分利用公有制经济的存量、积极发展增量,先易后难加强内部产权合作,才能逐渐做大公有制经济、优化公私产权结构。开展跨国的国企产权合作是一个主要方面,既能壮大公有制经济又能实现股权多元化、引入外部监督、改善国企治理。

“一带一路”建设注定是一个沿线国家按照先中国中亚俄罗斯南亚东南亚再中东非洲南美最后日本澳洲北美欧洲的地缘推进原则、先竞争性领域再自然垄断性领域最后公共产品性领域的产业和产权合作递进原则,推进空间产业产权三位一体经济合作的历史进程。

国际左翼力量的任务和组织

“一带一路”建设中,国际左翼力量有三大历史任务:一是反对极右势力和反全球化力量“搅局”;二是发展公有制经济;三是争取本国政府和执政党的支持。根据政治经济情况和地缘环境的不同,四个区左翼力量的任务各有侧重。第四区:作为中坚力量推动和保障“一带一路”建设;推动国企股权多元化混改,保持国资的控制力,做大做强竞争性国企;推动以竞争性国企为主的跨国产业产权合作。第三区:通过产能合作形式,推动本土公共产品性国企和自然垄断性国企在当地构建竞争性国企参与跨国合作;发展集体经济保障民生;通过法治斗争反对西方势力干涉内政。第二区:推动构建本土自然垄断性国企;争取在当地构建竞争性国企参与跨国合作;发展集体经济保障民生;通过政治斗争反对西方势力干涉内政。第一区:发展本土公共产品性国企保障民生;牵制极右势力。
国际左翼力量要完成上述任务,必需有一个组织,以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营造良好政治经济环境为宗旨。不干涉内政是现代国际法的一条基本准则,“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政府和执政党注定不可能推动建立这样的组织,必须得由民间推动成立而且在合法框架内运作。它跟东方落后国家的现代政治体制一样,是引领性的,这也同时决定了它必须是从自上而下的思想政治协同开始的。因此,它的定位应是非政府间的国际学术政治团体。功能包括理论研究、政策咨询、思想交流、左翼协同、政治储备。接受世界范围内主要是“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政府官员、左翼合法政党成员及有关友好人士以个人名义加入。命名为“一带一路与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用马克思主义这面代表弱者的旗帜把国际左翼力量团结起来。可定期或不定期召开会员代表大会,并设秘书处负责收集资料、组织研究、联络会员、筹备会议等。在研究会的推动下,沿线国家政体将逐步实现从党派分立议会制到中派党强大议会制再到中左派党独大总统制最后左派党一党领导制的变革并伴随国体的渐变。待“一带一路”建设进入自然垄断性国企社会主义合作阶段后,它的发展形态将是“共产国际”。

如果“一带一路”是必然的,那么“一带一路与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就是必然的。“一带一路”需要政府间的国际组织,也需要非政府间的国际组织,马克思主义不应该也注定不会缺席,在合法框架下它可以作为“一带一路”这个经济政治共同体的政党存在。它不必像经典马克思主义那样,先有资本的广泛跨国流动并相应地形成国际无产阶级后才形成,而是现在就可以着手。成立“一带一路与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首先需要整合“一带一路”、马克思主义理论、国际共运、国际政治经济、世界史等领域的研究力量。

作者:黄凤琳   (原文载于《山东青年》2016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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