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医学的母亲也在每周的另外一个晚上举行医学讨论会，还有音乐晚会，德鲁克的祖母曾经是维也纳爱乐的钢琴独奏家。

    这样的家庭，似乎并不需要信仰上的支持。事实上，德鲁克一家是路德宗的基督徒，但像很多近代以来的欧洲人家一样，这信仰基本只是形式上的。德鲁克后来回忆，除了“圣诞节的一棵树和复活节的巴赫清歌剧”，就不剩什么了。

    18岁那年，德鲁克厌倦了维也纳的学校生活，去德国汉堡的一家棉纺织外贸公司做了学徒，然而抄写发票的枯燥工作并没有给他带来乐趣。他真正的收获是在工作之余。

    他每周都去听歌剧，那一段的生活让他开始思考如何避免度过乏味的一生。他惊讶于自己耳朵听到的充满活力的《法斯塔夫》旋律竟然是意大利作曲家威尔第在80岁的作品。

    发现还不止于此。歌剧并不能完全填满像德鲁克这样公司小职员的空虚。偶然的机会，他读到了一本叫《恐惧与战兢》的小书，作者是丹麦神学家克尔凯郭尔（Soren Kierkegaard，也译为祈克果或齐克果）。德鲁克承认，他彻底明白这一切对他意味着什么是多年之后的事情，但他在晚年时仍然兴奋地记得当年就有的改变。

    “我立即就知道有重要的事情发生了。我立即就明白，我发现了一个崭新的、至关重要的生存维度。虽然我那时大概知道自己的工作会是完全在**之中的，”德鲁克在83岁时回忆，“但我同时也明白，远在1928年，我的生命不会完全—也不能完全—在**之中，我的生命将不得不有一个超越**的生存维度。”

    这个新发现不仅帮助年轻的德鲁克进一步摆脱精神上的困顿，更在之后的岁月中将他带出对人世的绝望。

    从30到40岁，德鲁克身处他所感叹的“深深绝望的年月”。他在1939年出版的《经济人的终结：极权权主义的渊源》里预言希特勒要对犹太人赶尽杀绝，他也在书中描绘了斯大林主义的恐怖，但随着二战的结束，关于两者越来越多公之于众的真相仍然远远超出了德鲁克的想象。

    到了1949年，德鲁克写了一篇跟他终生的专业看来很不相关的文章，然而正是这一篇却最可能表达了德鲁克管理思想的根基。他给文章起名叫做“不时髦的克尔凯郭尔”，几十年后被他列为《生态愿景》的最后一章，加上了一个大题目，“为何（只关注）**是不够的”。

    德鲁克坦言，这篇文章源自他的绝望，他写作的目的是为自己确立希望。他在晚年时说自己能在年轻时遇上克尔凯郭尔对他的帮助，看起来是“偶然，却更是创造主对他的眷顾”。在很多有才能的人那里，这样的判断也许是一种迷信的表现，自己有本事是自己比别人更优秀，怎么又出来了什么创造主的眷顾？

    然而在德鲁克那里，他在此后的一生中之所以能够坚持不懈的争取做具有创造性的工作正是他对创造主—而非人和**—的信靠。克尔凯郭尔给他展现的那个生存维度极具吸引力，以至于德鲁克专门学习丹麦语以更好地理解书中的意思。

    德鲁克写道：“只有在对神的信仰中，人才能不绝望。罪的反面不是德行，是信仰。信仰是认信，相信在神的里面，不可能的能成为可能，在神的里面，时间与永恒合一，生与死都是有意义的。信仰是知识，认为人是被创造物—不是自主的，不是主人，不是目的，不是中心—然而却是要负责任和自由的。人只有承认靠自己在根本上是孤独的，才能接受神的拯救，相信神总是与人同在的，甚至‘直到我们死亡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