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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良成:稳住经济大盘,多地为何重提“制造强市”?

2022年06月17日 11:04 阅读:1,387

制造业被提到关乎经济和安全的重要位置。

5月25日,国务院召开全国稳住经济大盘电视电话会议。会上提出,3月份尤其是4月份以来,就业、工业生产、用电货运等指标明显走低,“困难在某些方面和一定程度上比2020年疫情严重冲击时还大”。

值得注意的是,2021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27.4%,是近十年来制造业比重连续下降后的首次回升。“其背后,是疫情冲击第三产业的现实情况,也是实体经济在疫情维持经济稳定方面的韧性之所在。”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副院长武良成近日接受红星新闻记者专访时谈到,疫情让实体产业承压,传导下来,千行百业的经营都将受到影响。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副院长 武良成

在此背景下,提振制造业,在主要城市中形成共识。

日前,深圳发布《关于进一步促进深圳工业经济稳增长提质量的若干措施》,提出“工业立市”“制造强市”。成都在市第十四次党代会上也提出,要实施“制造强市”战略,稳步提升制造业占比,强化制造业对经济的支撑作用。上海在全力推进复工复产达产方面,也给予了工业企业更大关注。《上海市工业企业复工复产疫情防控指引(第三版)》提出“两取消、一清单”,包括取消对企业复工复产的审批审核。

在武良成看来,这不仅意味着城市重新将实体经济放在首位,提升制造业占比,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成为重要方向,亦决定着区域竞争格局。

再提“工业立市”“制造强市”

已经不只关乎一个“市”的发展

红星新闻:“工业立市”“制造强市”并不是新鲜词汇。为什么现在重提?结合当下语境,它有何新内涵?

武良成:深圳曾在2005年提出“工业立市”“制造强市”的口号。对比这两次的时代背景,很能说明问题。

第一次更多的是城市的自我定位与要求。

2000年,深圳工业增加值还不到1000亿元,不到上海的一半,2006年深圳还被苏州赶超,直到2014年才重回第二。对深圳而言,这一次“制造强市”帮助其找到了新定位。到今天,深圳是全国最大的电子信息产业基地,新一代信息技术占GDP比重高达18.4%,为名副其实的第一大支柱产业。

现在再提“工业立市”“制造强市”,其实已经不只关乎一个“市”的发展了。

我们知道,当前国际政治、地缘经济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上技术封锁和壁垒,以及新冠疫情对全球物流、全球化进程的影响,制造业越来越重要。

比如上海,受疫情影响,4月规上工业总产值同比下降61.5%,远高于社消零、进出口总额的下降幅度。这背后,有停工停产、物流受阻的影响,也有需求端的走弱。

制造业与就业更紧密相关。经验表明,只有当制造业高度发达或生产性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相当强大时,一个经济体才能创造出足够规模的生活性服务需求。

越受多元因素影响,它的发展就越对经济稳定产生重要影响。

必须意识到,我们很难再回到产品制造的大需求、大市场时代。放到以前,还可以靠贸易、物与物交换扩大市场,但眼下,海外市场的收紧是必然,如果制造业不稳定、不创新,后续只能靠进口补缺,这一定是接下来发展中的最大隐患。

4月初,一家跨国公司的厂务经理曾提到,由于上海工厂无法满产运行,一部分订单流向了墨西哥、马来西亚等地。订单转移会转化为产业转移,进而削弱外贸。此外,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已连续12年位居世界首位,占全球比重近三分之一,发展逻辑必须走向“由量到质”的转变。

这是一个共识。最近几年,很多城市、尤其是内陆城市,都在从简单制造、低端产品、加工贸易走向高质量发展。因为他们也意识到,如果不创新,就只能成为“代工厂”,这不仅关乎中国制造业的国际定位,对国内各城市的制造业发展而言更是如此。

不进则退,这些城市也面临主动和被动跟进的选择。

首先要识别城市制造业发展的“气质”

突出龙头企业的引领

红星新闻:城市纷纷提出“工业立市”“制造强市”,会不会形成模板化发展?

武良成: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制造强市”,除了靠资金的推动,更多是观念的转变、新技术的应用——这其实是个更难的命题。

可以发现,此次提出“制造强市”的,既有传统的工业城市,比如深圳,在《关于进一步促进深圳工业经济稳增长提质量的若干措施》中,精准瞄准了“深圳问题”,比如工业投资结构、要素供给体系等,并提出了明确的数据目标。但此次提出“制造强市”的,更多的是那些近年来工业蓬勃发展的城市。必须意识到,这些城市发展势头强劲,但整体规模与制造业大市相比还有一定差距。

向前,深圳还在努力;向后,赶超者仍在加速。对这些城市而言,如果制造业仍旧全方位发展,一个产业也不落下,不可能真正得到发展。

对他们而言,首先要识别城市制造业发展的“气质”。所谓识别,其实是从供需角度、经济可管理性来判断产业的发展潜力,尤其是,对那些传统产业,是否能在新技术下保持或挖掘更大优势。

要注意,这不是“硬核”地要求产业实现数量的改变,而是一个更加柔性的过程:要从产业认识、新技术应用、发展理念上,对产业分工、甚至产业治理等进行有效合理安排。

在识别“气质”时,还特别要突出龙头企业的引领。事实上,这是一项技术活,精准识别是拉开差距的关键。

红星新闻:找到最适宜的产业后,如何让工业真正“立市”?

武良成:城市要做的,更多是引导工作。比如产业补缺,即在龙头引领形成的产业圈中,补齐残缺的产业链条,不仅要依靠招商,更需要新技术的支持,比如智能制造、5G等。

与此同时,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工作:重新判断供需市场。比如,一些过去的优势产业,随着出口转内销、市场容量大幅下降,优势不再;又比如,随着生产分工协作的模式发生变化,人口红利被人机协作的生产链所取代。

新技术与产业的叠加效应也值得关注。过去,传统产业应用新技术,带来了成本优势,但这不是创新。要想真正实现“工业立市”,城市更要思考新技术在产业链中如何寻找创新点,包括产业链本身、产品功能、产品市场的创新。

创新点越丰富,且这些节点还能衍生出更多新内容时,产业圈的生态就丰富起来了——多条产业链条间进行融合,可以形成一个更加稳固、多元、有创新力的生态圈。

服务业和制造业

并非此消彼长的关系

红星新闻:对那些第三产业占比高于第二产业的城市来说,提出“制造强市”又意味着什么?

武良成:必须明确,疫情的常态化一定会重塑行业格局。

疫情前,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54.3%(2019年),2021年已降至53.3%,两年下降了一个百分点。与此同时,2021年制造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达到27.4%,同比提高1.1个百分点,成为近十年来制造业比重连续下降后的首次回升。

虽然服务业的占比依然大大高于制造业,但趋势已现。尤其在西部地区,比如成都,明确提出了稳步提升制造业占比,强化制造业对经济的支撑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2021年,成都二产增加值、三产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分别为30.70%、66.37%。这是因为城市定位的不同,过去近20年来,成都在生态宜居的定位下快速发展服务业,比重大幅上升。

但常态化疫情影响下,加之环境约束、新技术应用等新要求下,稳住制造业发展,就能稳住实体经济。

当然,服务业占GDP比重仍然有压倒性优势。对成都这类城市而言,制造业、服务业之间并不是相克相生、此消彼长的关系。

事实上,在66.37%的占比下,成都服务业已经形成市场功能强于政府的良好市场生态,资金投入的需求有所下降。所以,可以实现发展服务业、强化制造业“两手抓”的可能性。

但两者缺一不可。唯有投入苦功,经济运行“生命线”才能真正守住,“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的目标才能真正达成。

红星新闻记者 邹悦 实习生 胥婷

  本文来源: 综合开发研究院 责任编辑:sinomanager_z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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