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理人广告

综研观察|朔尔茨访华,中德关系如何进一步发展?

2022年11月09日 16:29 阅读:4,191

多方承压下的访华之行备受关注

在中德正式建交50周年之际,德国联邦总理奥拉夫·朔尔茨(Olaf Scholz)于11月4日展开就任以来首次访华行程。这次访问虽然时间短暂,但在当下意义重大。他也成为党的二十大闭幕后访华的首位西方大国领导人,也是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第一位访华的欧盟国家领导人。特殊的时间节点,多个“首次”和“第一”使得朔尔茨此番访问备受国际舆论关注。

尽管西方社会与德国政府内部对此次访华之行存在一些争议声音,但朔尔茨对此表现出理性、务实的态度。就在启程访华前夜,朔尔茨在《法兰克福汇报》发表题为《这是我此次中国之行的目的》文章。朔尔茨指出,过去三年来,国际局势已发生巨大的变化,其一是全球疫情蔓延,其二是地缘冲突升级,这给国际秩序、能源和粮食安全、全球经济带来了严重挑战。对此,任何国家都不能置身事外、独善其身。他还提到,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将在更多全球性问题上发挥关键作用,德中两国应继续寻求符合双方利益的合作。最后他明确指出,即使当前国际环境发生变化,中国仍然是德国和欧洲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与中国脱钩是“不明智的选择”,因为全球化发展为许多国家和地区带来了繁荣。

自担任德国总理以来,由于受新冠疫情、国内外局势等种种原因的影响,朔尔茨的访华计划始终难以成行。如今,这次“迟到”的会晤意味着中德高层领导人交往回归正常状态。朔尔茨的中国之行将如何影响未来中德关系的发展,中德关系的下一个50年即将开启,中德关系又将面临哪些机遇与挑战?

 

朔尔茨访华对推动中德关系的重要影响

朔尔茨这次堪称“旋风式”的访华之行,日程虽然略显匆忙,但对推动下一阶段中德两国关系的发展仍具有显而易见的作用。


(一)回应了国际舆论对两国关系的猜疑

在默克尔结束其16年的德国总理任期后,一些国际舆论认为,中德关系可能会“遇冷”。自去年12月朔尔茨正式接替默克尔成为德国总理以来,德国关于“减少对华经济依赖”的论调一直不绝入耳。特别是目前德国新政府由社民党、绿党和自民党联合执政,政府内部政见不一。绿党与自民党主张采取更强硬政策,呼吁与中国保持距离。今年9月召开的G7集团经贸部长会议结束后,德国经济部长哈贝克(Robert Habeck)表示,德国经济部正在商讨制定新的对华贸易政策,包括加强投资审查等措施,以降低对中国市场及相关产品的“依赖性”。一些德国研究机构甚至开始对与中国经济脱钩进行风险评估。

在朔尔茨的访华计划公布之后,部分德国保守派政客批评朔尔茨访华释放了“错误的信号”,法国及欧盟层面更是不满朔尔茨此次单独行动,指责其破坏了欧盟外交的统一阵线。从某种意义上说,朔尔茨这次访华顶着不小的国际国内舆论压力。在这样的背景下,朔尔茨仍然决定访华,纵然有基于国家经济利益的考量,但也显示了他的政治勇气和魄力,并且有意愿对德国的对华舆论施加正面积极的影响,而不是任其走向消极悲观。在与习近平主席的谈话中,朔尔茨强调,“中国是德国和欧洲的重要经贸伙伴,德方坚定支持贸易自由化,支持经济全球化,反对“脱钩”,愿同中方继续深化经贸合作,支持两国企业相互赴对方开展投资合作。德方也愿为推动欧中关系发展发挥应有作用。”这也使得那些臆测的声音自行匿迹或改变口吻。

(二)双方商定了两国深入合作的领域

在与朔尔茨会谈时,习近平主席指出,过去50年,中德务实合作持续深化,在拓展传统领域合作潜力的同时,应激活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化等新领域合作活力。中方愿同德方、欧方继续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并就新冠疫情防治开展交流合作,并围绕绿色发展、生态保护等议题加强交流互鉴,让两国合作成果更好惠及两国民众。朔尔茨对此深表同意。他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复杂严峻,德国及欧洲大陆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新挑战,中方在应对气候变化、抗击新冠疫情、应对粮食和能源危机等全球性问题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德方希望同中方保持沟通协调,更好维护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安全。

同时可以看到,此次与朔尔茨同行的还有一个高级别商业领袖代表团,包括德意志银行、巴斯夫、西门子、大众、宝马汽车、拜恩泰科、阿迪达斯等十余家德企的高管,涉及金融、化工、能源、机械、汽车、生物医药以及零售等领域,可谓“含经量”十足。从这次随行的经济代表团成员来看,他们代表的主要是德国经济发展中重要的支柱产业,而且大部分是在中国市场耕耘多年,并持续获益的传统行业,熟悉中国的营商环境。在一些德国政客呼吁降低对华依赖性之际,众多德企仍将投资的目光放在中国,致力于开拓新的市场,显示出他们对中国市场依然持有信心,例如巴斯夫广东一体化生产基地将于今年年底正式启动,该项目也成为德国企业在华投资规模最大的单体项目。这也表明,两国未来交往的重点仍将落脚在经贸和投资领域。

 

国际变局下中德关系的前景展望

在当前国际地缘局势发生巨大变化的背景下,朔尔茨的访华之行对推动中德关系发展带来了积极的影响,但我们也应看到,这次访问只是恢复了两国高层之间的互访,德国新政府上台后双方还处于接触和了解的新阶段,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交流还有待进一步恢复。对于未来中德关系的发展前景,仍应辩证地进行看待和分析。

(一)回归理性,中德两国合作大局未变

自1972年建交以来,中德关系发展在千禧年后实现了“三级跳”,分别是2004年两国在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框架内建立“具有全球责任的伙伴关系”,2010年建立“战略伙伴关系”,2014年更是提升为“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实现中德合作模式从“双边”到“多边”的转变,同时也将两国的合作置于全球层面进行规划与考虑。在稳定的中德双边关系下,两国的经贸合作也呈稳步发展态势。

据德国联邦统计局今年初公布的数据,中国已连续第6年成为德国最重要贸易伙伴。2021年,双边贸易额达2454亿欧元,同比增长15%。目前有5000多家德企在华投资,2000多家中企在德投资,为推动两国经济稳定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以德国的支柱型产业汽车制造业为例,大众汽车在中国的销售额占其销售总额超过40%,奥迪、奔驰、宝马同样如此。而像拜耳、巴斯夫、西门子等其他德企也是中德经贸合作的重要见证者。

事实上,除了一些极端激进政客,德国国内并没有多少人提及对华“脱钩”,毕竟“摆脱过度依赖”和“脱钩”是两码事,这恰恰显示出德国虽然对中国保持警惕与戒备,但“脱钩”始终不是中德关系之间的选项。特别在俄乌冲突背景下,德国制造业面临能源危机的影响。失去俄罗斯稳定的能源供给后,如果德国再选择与中国经济“脱钩”,这无疑会对其自身的经济发展造成重大打击。因此,德国在推进能源转型的同时拓展产业链的国际合作必将成为其重要的现实选择,这或许可以继续给新时期的中德合作提供动力。

(二)德国对中国角色定位的转变给中德关系造成波动

近年来,在德国外交的战略布局中,关于中国的角色定位已发生明显的变化。在过去中国主要被界定为德国的经济合作伙伴,德国对华实施“以商促变”战略,通过“接触”“对话”来引导中国,在获取可观经济利益的同时又扮演在东西方之间“中间人”的角色。而当前德国的目标是成为基于西方规则的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意在捍卫西方秩序的规范和理念。鉴于中西方在政治体制领域的巨大差异,中国自然而然也成为德国强调自身作为西方领导者属性的对手。

因此,德国对华政策的转变主要是建立“基于规则、规范和秩序”的对华战略框架来应对中国,既代表西方利益对中国展现“强硬”,又区别于美国实施对华“接触”,从而实现德国在西方国际秩序中的主导权。虽然德国新政府执政时间尚短,对华政策也未完全定型,但可以看出,德国对华态度相较默克尔时代已悄然发生变化,其执政纲领在涉华议题上表态增多、对华竞争的色彩有所增强。内阁成员主张对华强硬、展现对抗的声音明显上扬。

(三)德国“竞争性接触”的对华政策对中德关系带来的影响

2019年,欧盟发布《欧中战略展望》(EU-China: A Strategic Outlook),将中国定位为“合作伙伴”、“经济竞争者”和“制度性对手”。2021年,朔尔茨新政府的执政纲领重申了欧盟对华的三大定位,并重点突出竞争对手的一面,似在彰显作为欧盟成员在对华认知上的一致性。目前,德国虽然承认双方需要在共同关心的领域开展对话和合作,但也认为两国在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上存在难以弥合的分歧,两国关系的基础仍是相互竞争。有鉴于德国政界和社会上对华认知的负面转向,今后一段时间内,中德关系波动的概率仍然比较大。德国新政府可能在以下方面加强协调,以应对与中国的竞争:

一是维护西方集团在制定技术标准方面的主导权。近年来,鉴于中国高新技术的快速发展,以美欧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对华技术转让、高科技企业合作等领域逐渐保持警惕。可以预见的是,下一阶段德国将更重视技术与标准之争,有可能推动欧盟与美国合作以发展更强监管标准的经贸网络,同时利用G7集团、OECD这些多边主义机制,掌握未来全球贸易规则制定的主导权,以多边规则制约中国的发展。

二是通过欧盟“全球门户”(Global Gateway)计划,削弱“一带一路”的影响力。该计划是欧盟2018年出台的“欧亚互联互通”计划的升级版,并注入了更多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的元素。德国驻欧盟大使迈克尔·克劳斯(Michael Clauss)则称,“全球门户”计划能使欧盟在地缘政治领域发挥重要影响力。基于价值观层面的合作是其区别于“一带一路”的重要特征。对此,德国政商界对“全球门户”计划大多持支持态度,新政府在执政协议中也特别强调了该计划将在“印太”地区发挥重要作用,并将着力推动欧盟利用该计划在沿线国家推行欧洲的价值观、技术与标准,与“一带一路”倡议形成竞争关系,以维持西方集团在全球事务中的主导权。

三是保持在价值观与规则分歧方面的对华施压。现任德国经济部长哈贝克和外交部长贝尔伯克均来自绿党,决策过程中比较强调意识形态、价值观等政治性指标。因此,在中西方博弈加剧的大背景下,特别是在美国的施压下,德国新政府将可能更多利用新疆、香港、台湾、人权等敏感问题向中国提出异议。同时,在市场准入、公平贸易、信息技术等议题中注入更多价值观因素,以强调规范、规则为基本立场,向中方提出更多要求,坚定维护德国所认定的自身利益。

(四)德国对华政策中的“欧盟因素”应予以充分重视

中欧关系过去长期以合作为主调,近年来竞争性乃至对抗性不断上升,这从德国新政府对华政策的转变便可以看出。自从2019年欧盟对中国进行“三大定位”后,中国在欧洲逐渐被贴上“制度性对手”的标签。特别是欧盟在法、德等大国的倡导下,力争实现战略自主。朔尔茨就任后曾表示,未来德国在欧盟对华政策的协调上要发挥重要的作用,这主要体现在:一是坚定欧盟立场,不随意站队,即强调合作也不怕对抗;二是通过增强对华政策的协同性,提升欧盟整体的行动能力。当然,鉴于欧盟决策特殊的运作机制,德国对华政策也必然受到欧盟及其他盟友的牵制。

因此,随着主张欧盟在对华关系上要有更多“共同声音”的呼吁越来越高,影响德国外交走向的两股力量“追求经济全球化”与“推动欧洲一体化”在对华政策上相互间的张力突显,德国的对华政策也面临“再平衡”。在德国不断调整对华政策的过程中,可以看到,强调欧洲内部凝聚力、强调欧洲要用一致的立场对待中国,是未来我们观察中德关系、中欧关系发展的重要维度。我们应认识到除了主要成员国,欧盟机构层面也需要给予足够重视。如何以德国为杠杆,对欧盟整体对华政策施加积极影响值得我们思考。

  本文来源: 综合开发研究院 责任编辑:sinomanager_zhang
郑重声明:经理人网刊发或转载此信息的目的在于传播更多信息,与本站立场无关。仅供读者参考,并请自行核实相关内容。(版权及商务咨询:sinomanager@163.com)